唐太宗登基之初有感于自己“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便命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大臣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前贤政论中取材，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采摭群书，翦截淫放”集成《群书治要》。然而这本书却因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而未普及，加之唐末战乱致使此书失传，幸得由日本遣唐使抄录带去日本，经过多代人共同努力，终于使这本书重现中土。一窥此书，便知贞观之治良有以也，民到于今受太宗与贞观诸贤臣之赐。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的一部匡政著作。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历经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目的在于寻求治国理政的要领，因此用《治要》作为书名。

亡佚千年重现中土

因为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加之唐末战乱，致使此书至宋初已失传。非常幸运的是，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了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根据日本人细井德民为《群书治要》写的“考例”中谈到，“慎重考察我国（指日本）历史，承和、贞观年间（‘贞观’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号，相当唐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御前屡次讲解此书，距离现在几乎有一千年了，而（中国）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提到的，可见此书（在中国）已经散失很久了。”

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宽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东土。

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书治要》得以传世。

书成的由来

群书治要 日本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寫本，日本宫内厅藏

魏徵是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而青史留名。魏徵在《群书治要》序言中，阐述了《群书治要》书成的由来。

魏徵在序言中写道，“圣上您生来富有才智，有着生而知之的圣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为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潜移默化的改善了社会风俗，教化出了前代国君没有教化出的良好社会风气；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了历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北方异族的地域都归入了大唐的版图，远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学习穿戴我朝的服饰。天下和平安宁，人民生活美满。然而我皇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态度谦恭温和，处处以尧舜为榜样，言行有依有据，完全考察古圣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颜，更要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得到治国的大道。”（皇上以天纵之多才，运生知之睿思，性与道合，动妙几神；玄德潜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损己利物，行列圣之所不能行。翰海龙庭之野，并为郡国；扶桑若木之域，咸袭缨冕。天地成平，外内褆福，犹且为而不恃，虽休勿休；俯协尧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将取鉴乎哲人。）

“皇上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内容繁多，百家的学术非常驳杂，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这些典籍，以此穷究天地万物之理，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阅读，泛泛的浏览，虽然很广博，但却不得要领。因此，就下诏让臣等采集摘录各种书籍，删除削减淫滥迂腐的内容，使古圣先王的传世典籍得以彰明显扬，发扬光大。”（以为六籍纷纶，百家踳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采摭群书，翦截淫放，光昭训典。）

“圣上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治国理政的方略。我们从群书中选取重要的文段，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张。我们力求摘取书中的精华内容和深刻思想，学习圣贤宏大深远的志向，力求全面搜集古人治国的纲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圣思所存，务乎政术，缀叙大略，咸发神衷；雅致钩深，规摹宏远，网罗治体，事非一目。）

《群书治要》从六经开始至诸子百家的著作，时间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晋朝，全书原本编为五册，共计五十卷。

《群书治要》内容

《群书治要》蕴含大量名句、格言、警句。唐代道家修炼得以广泛弘扬，求道访道者非常之多。太宗扶持正教，不计教派。归正儒学，遵崇道家。这在《群书治要》的摘选内容上可以体现出来。

《群书治要》全部五十卷目录如下：

卷一《周易》；卷二《尚书》；卷三《毛诗》；
卷四《春秋左氏传》（上）[缺][后补]；卷五《春秋左氏传》（中）；
卷六《春秋左氏传》（下）；卷七《礼记》；
卷八《周礼》《周书》《国语》《韩诗外传》；卷九《孝经》《论语》；
卷十《孔子家语》；卷十一《史记》（上）；
卷十二《史记》（下）《吴越春秋》；卷十三《汉书》（一）[缺][后补]；
卷十四《汉书》（二）；卷十五《汉书》（三）；卷十六《汉书》（四）；
卷十七《汉书》（五）；卷十八《汉书》（六）；卷十九《汉书》（七）；
卷二十《汉书》（八）[缺][后补]；卷二十一《后汉书》（一）；
卷二十二《后汉书》（二）；卷二十三《后汉书》（三）；
卷二十四《后汉书》（四）；卷二十五《魏志》（上）；
卷二十六《魏志》（下）；卷二十七《蜀志》《吴志》（上）；
卷二十八《吴志》（下）；卷二十九《晋书》（上）；
卷三十《晋书》（下）；卷三十一《六韬》《阴谋》《鬻子》；
卷三十二《管子》；卷三十三《晏子》《司马法》《孙子兵法》；
卷三十四《老子》《鹖冠子》《列子》《墨子》；卷三十五《文子》《曾子》；
卷三十六《吴子》《商君子》《尸子》《申子》；
卷三十七《孟子》《慎子》《尹文子》《庄子》《尉缭子》；卷三十八《孙卿子》；
卷三十九《吕氏春秋》；卷四十《韩子》《三略》《新语》《贾子》；
卷四十一《淮南子》；卷四十二《盐铁论》《新序》；
卷四十三《说苑》；卷四十四《桓子新论》《潜夫论》；
卷四十五《崔寔政论》《昌言》；卷四十六《申鉴》《中论》《典论》；
卷四十七《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政要论》；卷四十八《体论》《时务论》《典语》；
卷四十九《傅子》；

卷五十《袁子正书》《抱朴子》

名传海外影响深远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得到日本皇室的重视。根据日本岛田翰着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日本《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由此可知，《群书治要》在唐文宗时已传入日本。至唐僖宗时，日本清和天皇任然“与大臣共研读之”。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号）四年（公元1305年），《群书治要》“以右大办（日本官名）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

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写道，“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领导人民、侍奉国君的人是不能够忽略这本书的。”林信敬还提到，“《群书治要》首先让我们明白了治国的大道，而后才能够明白政治上的举措；先让我们明白设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后才能明白学习的方向和归宿。从深奥的训诰、典谟到雄辩博大的史书、诸子百家著作中，把关于治理国家、劝诫君臣百姓的内容都一一选出，而没有遗漏。”

鉴览前古贻厥孙谋

魏徵认为《群书治要》不同于以往的《皇览》诸书，它汇集了全书精华的片段，并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书的体例，以便见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结果。并且像丢弃春天花朵只采摘秋天的果实一样，删除无关紧要的内容，辑录下经世治国的道理。一书之中，选录的内容，结构完整；一件事情，录选的内容，全面完整。

魏徵对《群书治要》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庶弘兹九德，简而易从。观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业，开荡荡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并天地之贞观；日用日新之德，将金镜以长悬。”大意是，用在当今，可以用它作为学习古人经验处理现今事情的一面镜子；流传将来，可以提供给子孙后代作为吸取经验教训的宝典。把其中的内容加以引申，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则，希望发扬光大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美德，简便而且容易照做。借鉴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可以不用急促就能够自然快速取得治国的成效，从而奠定王朝的基业，开创以道德仁义治国的大道，建立可以持久和广大的功业，如同天地一样恒久的守持正道而为人们观仰，让日用日新的美德，如同一面金镜，高高悬挂，光照后世。

唐太宗赞《群书治要》

唐太宗在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写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群书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群书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千古承传而不中断，而且不断丰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典籍，数量之多举世罕有。这些典籍，让中原的后世子孙蒙受福荫，也传向世界，恩泽各方。经过千余年的岁月沧桑，《群书治要》历经坎坷，终于这部千年古籍、盛世宝典重现东土，让后世的中土众生再次蒙受太宗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