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体慧（Jan Nattier），曾任美同印第安纳大学宗教研究系副教授、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IRIAB)教授。她在早期汉语佛教文献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但汉语佛教研究界对其研究成果不甚了解。此次借选译她部分代表性论文的机会，将那体慧的学术经历及为学近四十年来的成果作一简略介绍，限于篇幅，有关那体慧的学术成果，还可以参见笔者已经或将要发表的有关书评。

本科阶段，那体慧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Indian University in Bloomington)接受佛教文献学训练，其学术生涯即始自中亚的佛教文献研究。在此明间，她跟随来自中国察哈尔（现属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蒙古学家约翰·贡布扎布·杭锦(John Gombojab Hangin, 1921—1989), 以及克鲁杰（John Krueger)学习蒙古学，跟随霍夫曼(Helmut Hoffmann)学习藏语与敦煌文献，跟随克拉克（Larry Clark)学习古鹘语。此校在汉语佛教研究界名气不大，但在当时及现在都是中亚研究的重镇。这一学术经历对那体慧学风的形成与学术视野的开拓具有较大影响。1974年，她校勘并翻译了回鹘语的《慈悲道场忏法》(即《梁皇宝忏》)，遗憾的是这一成果出版较晚，被其他研究者的相应研究成果所覆盖。

其后那体慧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先后获得硕士（1980年)、博士（1988年）学位，所接受的依然主要是传统的西方佛教文献学训练。其硕士导师为永富正俊（Masatoshi Nagatomi)教授，那体慧跟随永富学习《八千颂般若经》的汉文文献。其博导为蒙古学家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那体慧由此增强了印藏学基础，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汉语的阅读能力。

那体慧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月藏经》中反映的末法思想研究，此文为作者后来的成名作《未来某时：佛教末法预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我们可以发现，印藏学是那体慧早期研究的重要支撑点。由此可知印藏学（也包括中亚学）训练对汉文文献研究来说是何等重要，这对汉语佛教文献学界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如果说熟谙印藏学是那体慧能在佛教文献学领域遨游的一足，那另外一足便是她对汉语佛经的校读与诠释能力。有了上述两足，使她有条件对印、汉佛经作广泛而深入的对勘与文化比较研究，这种跨语种比较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化越性很好地体现在作者的名着《〈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中。

那体慧的研究成果还得益于她周围的研究团队。早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书时，那体慧就与布歇(Daniel J. Boucher)、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康若柏（Robert F. Campany)等人组成了研究班，定期对竺法护、支纤等人的译经作集体的释读以相互砥砺。这个研究班的成员以后在各自的领域中均成绩斐然。

那体慧参加这个研究班的成果，不仅体现在她此后的《善男寥寥：〈郁伽所问经〉中的菩萨道：研究与翻译》一书对汉译诸本《郁伽经》的精细研究中，而且从此时开始，她对汉语早期经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1995—1996年，那体慧曾随丈夫已故着名禅宗学者马克瑞(John R. McRae, 1947—2011)前往中国，在此期间她全力撰写其着作《善男寥寥：〈郁伽所问经〉中的菩萨道：研究与翻译》，一直到1999年左右。此后那体慧迎来了她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黄金期，即汉文佛教研究时期。 而在此之前，那氏则是以印藏学为主，汉学为辅。2004年左右，马克瑞到日本从事研究，那体慧也得以成为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并与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辛岛静志（KARASHIMA Seishi)等汉语佛经研究者建立了广泛而活跃的学术交流，直到2006年她正式成为该所的研究员。我们从2000年以后那体慧论着的谢辞以及正文中也能发现她从与这些学者的交流中所获得的巨大帮助。

那体慧的另一个重要助缘无疑是其丈夫马克瑞，后者的汉语、佛教造诣都为那体慧的研究提供了助力。这种学术与精神上的伴侣，可能是其研究最重要的外在资源。

大概在日本期间，那体慧的研究重心已从以印藏学力主、汉语佛教文献为辅完全转到早期汉译佛经。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一系列对汉语佛教文献、佛教译者的研究，而其集中体现便是《最早的汉译佛典指南：东汉三国时期的文献》一书。一直到2010年之前，那氏每年都有重要的成果发表。遗憾的是，在此之后，家庭的突然变故打断了她的学水生涯。借此笔者谨祝这位高产的佛教文献学者能早口重装上阵。

本文节选自：[美]那体慧着、[新]纪赟译：《汉文佛教文献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译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