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人与佛教的故事

2016-08-18 佛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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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民。随又升任修撰,东宫讲官,再迁升司业。

焦竑为官,淡泊名利,勤于职守,正直无私,直言犯谏,皇帝恶之,上司不乐,借故罢职,返归故里。既罢归,心安理得,潜心悟道,先拜师耿天台、罗近溪研习佛法。随之又笃信李卓吾,力事参究,有所省悟。居家之后,用己所学开导后学,跟从焦竑学习佛法者甚多。晚年修念佛三昧,日持不辍。同时,将修学之悟,奋撰弘法书籍,焚膏继昝,笔耕不辍,比如有《笔乘》、《频林》、《易筌》、《老子要》、《庄子要》、《焦弱侯问答》、《楞严经精解评林》、《楞伽经精解评林》、《法华经精解评林》、《圆觉经精解评林》等,都是数十卷至百卷之巨,这些书刊行于世,为后学提供了方便。

知县率众念佛 却敌护城——黄翼圣

明朝末年太仓黄翼圣,字子羽。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喜释教,及长跟从云栖株宏修学佛教,精修净业。后应科考及第后,授新都(今属成都市)县令。

黄翼圣既任县令,勤于政务,体恤民情,深受黎庶拥戴。他虽为一县之长,却无县太爷之尊,恰似缁衣无异。县署大堂,有事是大堂,平时却成为僧堂,县境僧人常来此接受供养,讲经说法,听众缁白满堂。每逢斋僧,亲呈食具,奉斋布施,顶礼膜拜。

是时,崇祯年间,朝政腐败,加之天遭大旱,饥馑之年,农民不断起义。张献忠率众起兵,占据四川,进兵新都,扰害百姓。为避张献忠的侵扰,黄翼圣亲率军民防御守城,千余僧人感黄翼圣之德,相率登城,扬幡击鼓,助防守卫。其僧齐称圣号,威声震天,献忠士卒,不知就里,旋急退去。黄翼圣因而升任吉州知府。

明朝灭亡,黄翼圣亦弃官归里,隐于印溪。闭关精修净业,数年如一日,圣号不断,诵经不辍,人不知其姓氏,只知莲蕊居士。后自知时至,沐浴更衣,面西而坐,奄然而化,世寿64岁,著述有《莲蕊居士诗钞》。

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一段佛缘——郑成功

郑成功,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是抗清名将和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却鲜为人知他与佛教有一段不解之缘。

郑成功(1624 - 1662),原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又名森,泉州南安人。南明隆武(1645)年间,受唐王朱聿键宠遇,赐姓朱,改名成功,时称“国姓爷”。顺治三年(1646),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遂起兵反清,自称招讨大元帅,以南澳为基地,联合张名振、张湟言等多次在浙闽粤沿海抗击清军。桂王朱由榔政权,封为延平郡王。永历(桂王第一个年号)年间与张湟言联师北伐,白崇明沿江而上,据有四府三州廿四县,一时震动东南;后因未纳湟言建议,孤军深入,又中清军缓兵之计,旋败,退回沿海。整顿军务,加紧训练,蓄备粮草,养精蓄锐,以应时变。

郑成功在与清军作战失利之后,于永历十八年,率部南渡台湾海峡,于鹿耳门(今台南市西北)登陆,在台湾人民支援下,击败、大挫荷兰侵略者。康熙元年 (1662),发动总攻,进攻台湾府城(今台南市),殖民主义头目揆一被迫出降,自此收复了祖国神圣领土——台湾。随后着手建立政权,整顿法纪,安定社会,实行屯军,推广大陆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郑成功遂成为反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人们不太了解他还是一位与佛教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这主要表现在他与隐元禅师的交谊上。隐元禅师,是福建福清市人,廿八岁母亲去世后才剃度出家,成为黄檗宗的重要传人。62岁时,应日本教民的恳请,在郑成功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抵达之日,京都朝野各界人士如云,瞻礼膜拜隐元,连德顺幕府的高级官员也先后归依禅师座下,使黄檗宗在日本扎根传播。现存日本兴福寺郑成功写给隐元的一封信,足见郑成功诚信佛法,修习有省。现将原信录于后: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之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信归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昧,不然不必淹留风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殷勤,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无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惟大师慧熠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西辞,至次早闻知,甚然眷恋,愈以失礼为歉,嵩贴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慎。”

医生学佛 谈笑而逝——崔应魁

清朝初年,北京永平有一位远近闻名的中医,名叫崔应魁,他更是一名虔诚佛教徒。因为他临终之时遍邀知己,与之谈论,在谈笑之中,奄然而逝,人们传为佳话,激励更多的人向往佛道,故崔应魁之名不因医道之名而名也。

崔应魁,累世医业,其父不但习医而且熟文,故崔应魁还在年少之时,蒙受父亲文学、佛学、医道诸业的教诲。其父在临终之时谆谆嘱道:“为人医者,不能当庸医,而要当儒医,更要有医德,否则为人所不耻。”故崔应魁独立门户之后,本着“求医无类”行医。凡有延医者:贫家不弃,富家不捧,贵者不阿,奉资随主人之意,从不强索。若遇瘠贫之家,分文不取;若遇饥馑之年,布施医药,救人无数。到彼求医者,远近都有,常年门庭若市,家里雇了多人烧汤煮饭,接待病人和病人家属。

崔应魁不但医艺精湛,而且勤于学佛。家乡高山之上有座名刹,隐居着许多高僧,他虔诚拜谒,与之结成金兰之交。常独自一人沿着盘山小路,到寺请求高僧讲法,若有疑难亦请解答,这样十八年如一日,终于有所省悟。平日里除了行医治病之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参禅学佛之上,故尔有所成就。康熙廿七年 (1688)秋,身感小恙。预示化期,崔应魁遍邀相知,环坐室中。他言道:“我今邀请至交到此,是为给我送行。”于是与众友如平日一样探讨经论,笑语相交。良久,崔应魁起坐,展卷提笔写了一偈,落笔而逝,在者莫不叹服。

知府持戒念佛——王文治

王文治(1730 - 1802),是清朝名冠南洋的大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晚年受戒,法名达无,字无余,祖籍丹徒(今江苏镇江)。自幼颖悟,乾隆时进士及第,受翰林院侍读,出为云南姚安知府。

王文治工于书法,秀逸天成,为文崇尚瑰丽,诗自成一体。尤工音律,曾买僮教之度曲。一时名声与袁枚并重。后不乐官场腐败,辞官归家后,住在宋代科学家沈括“梦溪园”旧址。他的书法得董其昌精髓,后周游琉球,名扬海外。同乡画家潘恭寿,每次作画、当画成,请王为之题诗作跋,时人称“潘画王题,珠联璧合”,文集《梦溪集》传世。

王文治早年奉佛,为官之时,常以慈悲度人之心处事。受戒之后,持戒甚严,日食蔬果,念佛洪名。眷属亲朋,皆受其感染教化,尽皆归依念佛。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世寿80,预知时至,作书别众后,沐浴更衣,结跏趺坐,化于室中。

禁烟名臣 虔诚佛教——林则徐

清末政治家林则徐(1785 - 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埃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林则徐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承蒙家教,勤奋好学,思想解放,意识正统。嘉庆年间,登进士,入翰林院。从嘉庆廿五年(1820)起,曾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务、漕务、盐务、河工、水利等,重调查研究,干练有绩,由道台迁升至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卓有成效。次年上表道光,力主禁烟,遂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合力严缉走私烟犯,惩罚受贿官吏,迫令英、美烟贩交出鸦片 237万余斤,四月廿三日(公历6月3日)在虎门当众销毁。同时,又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筹划海防,倡办义勇,屡挫英军武力挑衅。1840年任两广总督,六月英军发动侵略战争,因广州防守严密,遂北上攻占定海,陈兵大沽;因投降派诬害,被革职。次年五月,复受命往镇海协办海军事务,又遭残害,流放新疆。 1845年起,又被任为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辞职回乡。时英军侵略者强占福州掠地筑城,他联合士绅上书闽浙总督刘韵珂,力主将侵略者赶出城。1850年,受命为钦差,讨伐洪秀全赴广西,途次广东普宁县病故。

林则徐思想开放,在广州任职期,向西方学习,便设立译馆,翻译外交书报,编成《四洲志》。并译外国律法、军事技术等著述,开创了近代研究西方的风气。同时对沙俄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察觉,晚年曾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林则徐不仅是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佛教信奉者。他虽然身居要职,系封疆大吏,公务旁午,但还是坚持每日早晚功课。他将《金刚经》、《佛说阿弥陀经》、《心经》、《往生咒》等佛经,写在四寸见方的小本子上,便于他公务之暇,或在旅途之中坚持早晚课诵。鸦片战争前夕,他还针对世风日下的弊端,于 1839年9月巡视澳门时,在前山写下了《十无益格言》,其言曰: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作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

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巧取人财,布施无益;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

周梦颜和《安士全书》——周梦颜(安士)

《安士全书》印光大师十分推崇,并为该书写序和著者写传,其著者乃明末周梦颜。周梦颜江苏昆山人,字克复,亦名思仁,号安士,自号怀西居士,约生于明神宗万历末。据传降生前,其父梦颜回手持兰花人室,醒来其妻遂生,故取名为梦颜。稚童之时,博闻强识,即难念难记之书,只要过他之目,即能背诵,塾师莫不称奇。天敝三年(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即1623年)即人县学读书。1656年即甲申年,顺治进占北京,改国号为清。国家处变,满人统治,周无心功名仕途,心灰意冷,决心栖身佛门,虔诚事佛,潜心钻研经论。在阅读经论之时,读到莲池袜宏大师宏论,归心净土,执持弥陀圣号。为弘扬净土,遍研经教,遍览史籍及诸家之论著。针对世人对净土法门认识之实际,经年累月,写成《安士全书》。旁征博引,劝诫世人戒淫止杀,济人利物,深信因果,归心极乐。此书对后学启信修行起到策发作用。印光大师深谙著者之心源,为之写传,现录于后:

印光大师曰:“安士先生,姓周名梦颜,一名思仁,江苏昆山诸生也。博通三教经典,深信念佛法门。弱冠人泮,遂厌仕途,发菩提心,著书觉民。欲令斯民,先立于无过之地,后出乎生死之海,故著戒杀之书,曰《万善先资》;戒淫之书,曰《欲海回狂》。良以众生造业,唯此二者最多,改过亦唯此二者最要。又著《阴骘文广义》(三卷),使人法法头头,皆知取法,皆知惩戒,批评辩论,洞彻精微,可谓帝君功臣,直将垂训之心,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使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训受训,两无遗憾矣。以其奇才妙悟,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之义,而以世间事迹文字发挥之。使其雅俗共观,智愚共晓故也。又以修行法门,唯净土最为切要,又著《西归直指》(四卷)一书,明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大事。良以积德修善,只得人天之福,福尽还须堕落。念佛往生,便入菩萨之位,决定直成佛道。前三种书,虽教人修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此一种书,虽教人了生死,而又须力行世善。诚可谓现居士身,说法度生者,不谓之菩萨再来,吾不信也。”

后人于是将四种书合集,故名《安士全书》,策发后学,深信净土,功德非凡。

梦颜先生于乾隆四年(1739)正月,预知时至,与家人说道:“吾将西归。”家人请以香汤沐浴,拒绝说:“我香汤沐浴久矣。”在谈笑之中,寂然而逝。其时满室异香馥郁。世寿84岁。

由儒道而回归净土的进土——彭绍升(际清)

佛教史籍评述近代净宗弘传状况时,称述:“晚近莲宗昌盛,超迈诸家,绍升实有以啟之也。”此讲的绍升即彭绍升。

彭绍升,字允初,号尺木,又号二林居士,法号际清,江苏苏州人。家世清贵,其父乃兵部尚书。绍升幼年聪颖,十六岁为诸生,乾隆年间中进士。他虽中进士,却不慕功名,崇尚名节,砥砺志行,倾慕贾生,意欲赫赫然而树功烈。初不信佛,为成功业。遂读先儒之书,喜陆九渊、王阳明之心学,继而习道家丹术,三年无效。中年偶读明高僧憨山、莲池、紫柏之书,并阅读了佛教典籍,焕然心解,遂归依正道,自号曰:知归子。他日常以礼诵为务,阅大藏经,受菩萨戒,断绝房事,茹素绝荤,杜绝尘事纷扰,潜心参习佛法。更从学道兼俱的定公德基受净土之教,在家乡的文星阁,修一行三昧。

彭绍升,平生致力于净土的弘传,曾建念佛道场,设放生会,撰著净土法门的论述,有《一乘决疑论》、《华严念佛三昧论》、《净土三经新论》等融汇儒释,发挥净土宗义。又有《居士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等行世。嘉庆元年(1796)正月,预知时至,在念佛声中,奄然而化。彭绍升平生致力于净土的弘扬,著述宏多,故佛教典籍称说,“近代净宗之昌盛,有赖于绍升弘传之力。”

富商巨贾遗产尽资佛寺——吕碧城

吕碧城,安徽旌德人,父吕凤歧,清光绪皇帝时任山西学台。碧城幼年之时,有奇慧,人谓之曰:奇才。其父怜爱,教授诗文,凡有所授,悉皆通晓,兼且博览经籍,研究释典,才辩无碍。及长,参受西学,通晓英、法、德、日等国语言。名冠乡邦,士夫称赞,年满二十,即聘任为《大公报》编辑,移年,改授北洋女子学堂总教习之职。民国初年,移居上海,弃文经商,善经营,会管理,很快累积家资巨万,于是环球旅游,先游欧洲,随游美洲。这时吕碧城的声誉大彰,旋又归居香港。

吕碧城居香港之时,除撰文、经商之外,还喜读佛教经籍,常与缁衣交游。一次偶然机会读了《印光大师文钞》,顿发正信,尽弃奢华,持戒茹素。同时开始翻译工作,他用英文翻译经论多种,并付梓出版,流布欧美,这在近代碧城着力良多。民国三十五年(1946)元月,身染微疾,逝世于寓所。临终之时,遗言:所遗留的巨万家产,悉数送于太虚大师,用于佛教事业。其著述有《梦雨天华室》丛书。

开创中国佛学院之先河——杨文会(仁山)

中国佛教到清末显现重兴之势,不是表现在各宗派之再起及单纯地对各宗派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主要表现在一批很有造诣的居士和僧人,钻研佛学,著书讲经,校勘佛典,培养人才,从而推动近代佛教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杨文会,典籍上称为“开中国佛学院的先河”,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称他为中国近代佛教的“中兴之祖”。

杨文会(1837 - 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家世业儒,幼有异趣,不愿人仕。及冠之后,栖心经世实用之术,颇涉泰西格致文哲之学。曾国藩曾闻其名相与交谈,大奇之,命其子与之交缔。太平军起,避乱杭州,偶于书肆得《大乘起信论》,读之豁然有省,遂虔心佛教。

文会初与郑学川于同治五年(1866)在扬州成立江北刻经处,随又在苏州、常州、杭州、如皋四处建立,杨文会积极支持并募捐襄助。是后杨文会约同道十余人,募捐资金,在南京极北阁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和校刊事业。

自金陵刻经处成立之后,杨文会就专业从事佛经的出版事业。1878年,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清未外交官)出便欧洲,邀杨文会同往,在英国伦敦结识锡兰居士达摩波罗、日本佛学者南条文雄等,相约携手共同恢宏正法。自唐宋以后,散失的佛典章疏,多数存在日本。杨文会归国后,即托南条在日本搜购古逸经论底本,如《唯识论》、《因明论疏》等三百余种。对此精加勘校,刻版流通,前后计刻成经典三千六百余卷,并图像多种。在其一生中“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件,印刷经像至十余万张。”大大丰富了佛教大藏经的内容,启发了学者研究,遂使多宗学说得以广播。1897年,杨文会为发展刻经事业,又将南京延龄巷私宅献给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场所。

杨文会对佛教的教制大胆设想,撰《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就中提出仿教育而设大、中、小三级学校,还把设僧尼学堂作为振兴之策。1907年即在刻经处开设佛学堂,取名祗洹精舍。一时高僧如月霞、谛闲、晏殊等均前往助之;而太虚、智光等列门墙;欧阳竟无、梅光羲、李政罡等叉手讲经,执弟子礼。1901年又与他人在刻经处建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讲经一次,很受欢迎。他在精舍与研究会,讲学40年,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知识份子,如谭嗣同(善华严)、桂柏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以及章太炎、欧阳竟无、太虚、李政罡(均善法相唯识),都各擅专宗,有独到的造诣,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印顺法师讲:“为佛教人才而兴学,而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

政治维新化 佛教现代化——谭嗣同

清朝末年,有识之士的谭嗣同,既在政治上主张维新化,同时又在佛学意识上主张现代化,其所撰之《仁学》,即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作。

谭嗣同(1865 - 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其父乃广东巡抚谭维洵。在家父的影响下,少怀大志,通经史,能文章,好剑术。1884 年被新疆巡抚刘锦棠召为幕府,游历西北、东南,考察民情,结交名士。1895年在家乡设立强学会,集合维新志士,图变法救亡之道。中日甲午战役,奋起救国,寻以候補知府赴南京。其间他会见了许多佛教学者,对佛学有了认同。此之时,

他觉得“平日所学,茫无可倚”,对佛教进行了系统的钻研,“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少不间断”,“渐渐自能人定,能历一二点钟,始出定”。同时与石埭驰名的大善知识杨文会相善,得闻华严性海之理,大为倾服。乃欲以大乘菩萨道,汇通儒家王道大同之说,以为兴革施政之本,遂撰《仁学》一书。他“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而成《仁学》一书。”又在《金陵听说法》诗序中讲:“吴雁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

该书一出,影响晚清政治思潮甚为巨大。在学术上,他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适用性上,佛学有舍身救世的大无畏精神,“善学佛者,未有不奋勇而雄猛者也”。他对佛学解行并重,大雄无畏,就表现在后来变法献身之上。故梁启超评道:“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到长沙创办新政。先后设立时务学堂、《湘学新报》、《湘报》、南学会、武备学堂、保卫局等,并筹办了内河轮船、湘粤铁路、开采矿产等。1898年,由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戊戍变法,为袁世凯出卖遇害,世称“戊戍六君子”之一,时年34岁。身虽殒殁,然其仁学思想,在佛教界和世人心中影响极深。

蔡元培极赞佛教无战争——蔡元培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1868 - 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商人家庭出身,1892年中翰林,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1902年与章太炎发起组织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创办《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蔡元培,不仅积极提倡民主,鼓吹支持革命,力主崇尚科学,并积极研究佛教,相信佛教对社会服务的积极性。他在《佛教与科学比较研究》一书序里,极力称赞佛教的积极作用。他在序里讲:“回教之穆罕默德,左手执古兰经,右手执剑,不从其教者杀之。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军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亦亘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他是一个学者,从历史上没有发现,也无法举出因佛教而引的战争,无论是中国与外国。他又是一个科学家,在他眼里,并未把佛教看成是反科学的,相反他在上述文中又说:‘佛法的宣传,随顺众生的根器,本无定法。欲为科学家说法,应用科学方法作积极的证明。”

国学大师挺身护法——章炳麟(太炎)

国学大师章炳麟(1869 - 1936),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父亲浚“中年颇好禅学”。太炎少年即从俞樾、黄道周学经学,俞樾历来茹素念佛。章太炎在青少年之时,就受到了佛教的薰陶和感染,这为他日后研究佛教扎下了根基。虽处于这样的环境,但章太炎还是倾心社会,那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我国战败,民族危亡,立志救国,遂参加维新运动,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1902年与蔡元培共创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未几,因《苏报》案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复与蔡元培发起光复会,复又被捕。出狱后被同盟会迎入日本讲学,主办《民报》。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枢密顾问。二次革命,参加讨袁,随之参加护法运动,任军政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后,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教育工作,同时潜心研究佛教。

章太炎亡命日本之时,接触佛教,阅读大量经论,认识到:佛教“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万法唯心”、“缘起性空”的理论,能使人“勇猛无畏”,激励意志,能树立民族自信心,可图自强自立。佛学可增强国人道德观念,“制恶见,清污俗”,“欲兴民德,舍佛法其谁归?”他还认为佛教可以团结社会各阶层,改变中国一盘散沙,他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所以他选择佛教,钻研佛教。在他看来,佛教非宗教,佛的本意是“求智”,西方哲学原意是“爱智”,其理相通,故他说:“佛学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在日本期间,正值清室藉兴学而毁佛教,佛教四众哗然而不知所措。章本以佛教作为行止的借鉴,要救国救民应以佛教救心为要,于是不顾自身之安危,愤而发表《告佛弟子书》、《告白衣众书》等。待后便与太虚大师在上海、苏州等地弘法,或临坛讲说,或操笔缀文,均能使士林钦佩,奉为圭皋。民国廿六年六月殁于上海,世寿69岁。著述有《五元论》、《建立宗教论》、《无我论》、《大乘佛教缘起论》、《大乘起信论辩》、《国学概论》、《章氏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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