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瓒禅师的宗系和思惟

2023-08-07 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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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及乎隋世,禅风大盛,名德辈出,达摩游化江洛,稠实见崇周齐,更有慧文慧思之徒,由北至南,衡岭台崖,皆扇其风,此诸禅系,皆门庭拥盛,代有龙象,名闻当世,德垂后时,今日治禅学者,无不嘉叹称美,咀嚼品味,而自力其间、颇怀时誉的慧瓒一系则与时俱化,逮乎近世,言者几希。今不辞庸陋,略加考辨,使乎先贤之志不堕于地。

据《续高僧传慧瓒传》,释慧瓒,俗姓王氏,沧州人。壮室削发,清贞自远。承秉玄奥,学慕纲纽。受具今后,偏业毗尼。随方听略,不存文句。 周武诛剪,避地南陈,流听群师,咸加芟改。开皇弘法,返迹东川,于赵州西封龙山,引摄学徒,安居毕业。大小经律,互谈文义,宗重行科,以戒为主。心用所指,法依为基,道闻远流,归向如市。故其所开悟,以离著为先。身则依附梵衲,行兰若法;心则思寻念慧,识妄知诠。徒侣相依,数盈二百,绳床道具,齐肃有仪。展转西游,路经马邑,朔代并晋,名行师寻。誉满二河,道俗倾望。秦王俊作镇并部,弘尚释门,于太原蒙山,置开化寺,承斯道行,延请居之。僧众邕熙,声荣逸口。至于诟谇布萨,要简行净之人,知有小愆,便止法事。重过则依方等,轻罪约律治之。必须以教验缘,片缺则经律俱舍。 及献后云崩,禅定初构,下敕追召,入京传化。自并至雍,千里钦风,道次逢迎,礼谒修敬。帝里上德,又邀住于终南山之龙池寺,日夜请诲,闻所未闻。因而卒于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即大业三年九月也。

慧瓒卒于隋大业三年(公元605年),寿七十二,则应生于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亦即东魏天平元年。他虽然也曾因避周武法难而至南朝,但平生主要活动地带是在晋赵等地,后期更是驻锡太原,《古清凉传》卷下谓且如昙静、昙迁、惠安、惠瓒,并释门鹓鹭,宝地芝兰,俱登台首,蔑闻誌记,可见慧瓒(惠瓒)是到过五台山的,对于五台山教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慧瓒早年生活在东魏及北齐界内,他削发较晚,僧传云其壮室削发,前人三十曰壮,故他也许是在三十岁后才皈依门。对于他的师承,僧传不曾明言,他书亦付阙如,然据其禅法宗风,当与达摩慧可一系有关。

慧瓒壮岁之时,在北齐弘扬禅法的有僧稠、慧可两系,禅师最重师承,故慧瓒当属两派中的一方。道宣云其承秉玄奥,学慕纲纽,不仅注解他确有师承,而且暗露消息,暗示他当属于达摩、慧可一系。所谓玄奥,不只是一般的玄虚深奥之义,且别有所指。《续高僧传习禅篇》论称磨法虚宗,玄旨幽赜,《慧可传》云时复有化公、彦公、和禅师等,各通贯玄奥,吐言清迥,由此可见,玄奥指的是达摩所传的大乘虚宗之奥旨。至于纲纽,也不止是一般的纲领、枢纽之义。《续高僧传法冲传》云宋译《楞伽》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于后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华夏,慧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自得者,时能启悟。由此可知,所谓纲纽是指慧可依据四卷《楞伽》所创的宗旨。可见慧瓒应属于达摩、慧可一系。

从慧瓒一系的禅法及宗风来看,其与达摩、慧可所传颇为邻近。首先,慧瓒表现了磨法虚宗的特色,故其所开悟,以离著为先。众所周知,达摩一系一贯强调无念无住,不仅达摩如是方便,教令不著,以各种方便教令徒众无所执著,后世惠能也强调无住为本。《续高僧传道绰传》亦言道绰晚事瓒禅师,修涉空理,亟沾徽绩,可见慧瓒在教授徒众时也示以大乘空宗的正理,颇见虚宗本质,与僧稠的念处迥异。

其二,慧瓒主张教禅一致,以教验禅,心用所指,法依为基。可见他主张在用心参禅时在依据教法,弗成盲目用心,以免错路。《续高僧传习禅篇》论亦称慧瓒威仪所拟,无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为诣。故得理事符允,有契惯例。如斯注解慧瓒在参禅和开悟时都强调依据教法,这在顷世定士,多削义门的形势下尤为可贵。当时北方沙门多以禅诵为业,轻视义学,致使坐禅者往往不明经义,走入歧途。道宣《续高僧传习禅篇》论称:顷世定士,多削义门。随闻道听,即而依学。不曾思择,扈背了经。每缘极旨,多亏名誉。吐言来诮,往往繁焉。对于当时禅僧不思经义,依据道听途说修习,还自称获得传极旨,对他人出言相讥的时病,道宣作了尖锐的批评,而对于慧瓒一派的依法修习、不违惯例大加赞美。慧瓒一派的作法恰是早期禅宗的宗风,达摩强调教禅一致,定慧并举,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并嘱令后世依据四卷楞伽参禅行道,使得慧可每依此经说法,那、满等人常赍此经,以为法要。

其三,慧瓒特别重视戒律,嘉尚梵衲。慧瓒受具之后,便着重戒律,并在当时的律学中间定州进修戒法,参予律席。而当时主讲戒律的法师在讲至宝戒时却言道:此事即目,卒难制断若何?意为看到金银至宝便难以避免贪欲。慧瓒一闻,薄其为人,便从身上掏出三百钱掷向他,回身离去。慧瓒开法授徒之后,更是宗重行科,以戒为主,身则依附梵衲,行兰若法。不知他的行科是否与入道四行有关,但奉行梵衲确实是禅宗自信迦叶以来的传统,达摩及其后人都守之不失。慧瓒不仅自身奉行,还以此课徒,其高足志超不仅戒行精严,还至定州采集律藏,括其精要,成为律学大师。早期禅宗特别强调戒禅一致,慧可以下至那、满诸人皆勤修梵衲,持戒甚严,只是到了双峰道信之后,因为传法的需要,才山居集徒,别立禅林,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戒法上也不得不有所改变,排小舍大,独建一家。在此以前,禅宗尽管号称大乘,所奉行的却是被称为小乘的梵衲戒法,而且言行一致,自律极严。

其四,慧瓒的行仪风仪也与达摩一派颇为接近。他受具之后,随方听略,不存文句,与禅门专唯念慧,不在话言、强调聪明、不重形式的作风一致。在避地南陈之时,他亦流听诸师,咸加芟改,注解自有主张,不随流俗。在解释经义时,他也是重视发挥,不拘一格,所谓大小经律,互谈文义,注解他特别重视在理解的基本上自由发挥,并不拘泥于所谓大小半满的界限,虽然道宣未将他与排小舍大,独建一家的后期禅宗归为一类,其实他的融通大小乘经律也有会合二者、自创一派的意思。这种对经文的自由解释是禅宗的特色,慧可便因按照己意从新解释四卷楞伽,创得纲纽,另立新说,而受到魏境文学的排斥和袭击,甚至遭到人身伤害。后世禅门在引述经典时也惯以六经注我的立场,并不拘泥于经文的原意。

慧瓒的禅法行事与达摩一派邻近,而与专行念处的僧稠一系差别较大,虽然尚无直接的证据注解慧瓒出自达摩一派,但根据以上论述,足可证实他受到了达摩慧可一派的影响,也许他不是慧可的嫡传学生,但肯定接收过慧可或其同宗的指点。慧可游化河北数十年,门徒浩瀚,单是僧传记载的就有十几人,所谓卒无荣嗣,并不是说他后继乏人,只是注解他缺乏获得朝廷爱崇的所谓的名僧继其道统而已。

慧瓒削发较晚,受具更迟,直到近知命之年才开始弘法授徒,属于大器晚成之类。在此之前,虽然他承秉玄奥,器宇不凡,但一向以一个学僧的成分随方求道,四处游学,尤其重视戒法,故至以律学中间名闻世界的定州居席听律,然而主讲的律师言行相违,连所谓宝戒都认为难以奉行,使他认为异常失望。他一怒之下,将随身携带的三百钱掷向讲者,注解此时他照样一个血气方刚之人。周武灭法,他和当时北方许多僧人一样,避迹江东。在那里,他受到了南方义学的陶冶,学识更进,但他因为早蒙传授,对于江东的义学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择而取之,学而为己,故加以改造吸收,取其精髓。虽然他不事浮华,成名较晚,但他早得大法,又经由游学南北,道体潜运,神器已成,为今后的开法传教、名重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本。

隋朝建立,弘重法,慧瓒便返回故土,正式开始传法授徒。他在赵州西部的封龙山上安居修禅,指点学徒。依照僧传的记载,在此之前,他一向是以一个学僧的成分游学求道,并未象昙迁那样结交名僧,誉满南北,他又凭什么吸引学徒、开法传教呢?他的学识道德自然是最重要的身分,但这只能见崇于近者,弗成受知于远人,因而或许在他传法之初,他的承秉玄奥起了一定的号召感化。他的教法颇有特色,从他的大小经律,互谈文义来看,一是注解他的融通教典的意向,同时也可见其学问之渊博,而他的强调实行,以戒为主,一方面注解他的三学并举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说清楚明了的他的理事符允,有契惯例,他不再是那个血气方刚,一见不平便拍案而起的学僧了,而是历经灾祸、八风不动的一代宗师了,为了传教的需要,为了避免三师坏法、内部不和,为了不授人以柄,他不仅自遵戒法,行成众范,而且约束学徒,一门齐肃,行事稳重,不违惯例,因而赢得了远近高低的尊重,成为当时有影响的禅派。他重视慧悟,而在开悟学徒之时又以不执著为先,《道绰传》赞其清约雅素,慧悟开天,又云道绰从其修涉空理,亟沾徽绩,这充分注解他不仅运用大乘空宗妙义促令学徒觉悟,并且很可能强调顿悟,这与后来的禅宗是极为接近的。定慧双修,禅智并重,这是当时风行的禅风,僧稠禅师也曾著有《止观论》二卷,但对定慧、止观的理解和解释并不相同,而慧瓒的思寻念慧,识妄知诠则颇与禅宗一致。所谓念慧,即同定慧,《续高僧传慧思传》云念慧相须,譬诸轮翘,是言定慧二法,如车之二轮,鸟之双翼,弗成偏废,《续高僧传习禅篇》论又云禅智相遵,念慧攸发,将念慧与禅智相对应,足明其意。慧瓒身依梵衲,修身之道也;心思念慧,安心之法也。安心要须定慧,慧悟入理,心如明镜,始可安心,故安心之道,先须明心,明心之道,法依为基;明心之后,还须静心,妄识鼓浪,心镜难解,除却外缘,八风不动,方得坚心,欲得坚心,坐禅为要。慧瓒及其高足志超皆以坐禅教示学人,与达摩一派一致。所谓识妄知诠,是了知人缘外境之虚妄,言诠方便之非真。外缘无实,无得无失,故违顺风静,心无动摇。方便非真,故随立随遣,无得正观,直念真心,不在话言。

慧瓒依附梵衲,行阿兰若法,所谓阿兰若法,即远离市井,避居山林等余暇处,坐禅修道,为梵衲行之一种。然而阿兰若法虽为梵衲行之一,但与一般的游化乞食又有明显的抵触。印度僧众不事临盆,乞食疗饥,梵衲行对此的要求加倍严格,但要乞食,就不得不进入村市井,而且要求住无再宿,周行不已,不得滞留,这就与居于余暇坐禅的要求发生了抵触。慧可的大部分门徒都严格遵行梵衲游化的行仪,如那禅师坚持苦行,惟服一衣一盏,一坐一食,虽然周行乞食,却不入通都大邑,其学生慧满更是如斯,常行乞食,漫游聚落,却一宿而止,无可滞碍,后世的法冲也是游道为务,曾无栖泊。这种游化乞食的方法虽然相符梵衲行的要求,然则也有不少弊端,一是完全不事临盆,不合乎中国的现实,二是力量分散,形不成一定的势力,是故慧可学生虽众,却因不近官府,人各一方而屡受袭击,甚至不得其死,情足可悯。

慧瓒则熟悉到了这些弊端,改以山居坐禅的阿兰若法为主,虽然自身兼奉梵衲,却又聚徒山林,安居毕业。这种安居山林的方法与梵衲的游化为务有别,可谓一项重大改进。这一改革可谓立竿见影,见效显著,很快慧瓒门下便徒侣相依,数盈二百,形成一支不小的势力。然而正在慧瓒一派蓬勃成长之时,却又展转西游,离开了赵州。或许恰是其蒸蒸日上的势头引起了别派的恐惧与忌恨,施展手段迫使其远离故土。当时达摩慧可一派与陀一派抵触极大,虽然周武灭法使两派皆遭袭击,但势力巨大的陀一派很快便又沐春风,死灰复然,从新成为雄据北方的大批,而达摩一派依然摆脱不了受压制的命运,甚至慧可本人也在开皇年间受伤害而死。慧瓒的西游并非一般的梵衲游化,因为他已经改以山居坐禅为主,在封龙山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如斯舍家远走,必有其故。也许是陀一系仍将其视作达摩一派,不肯放过,虽然他粗具规模,但还不足以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陀一系相对抗,只好远走高飞了。

慧瓒不得已离开了赵州,展转西行,却为他的成长带来了新的机遇。以五台山为中间的代、并诸州,为器械两方交界之地,远离统治中间,稠实两派鞭长莫及,而其地又是教徒所向往的地方,灵山圣迹,遍布其间,士庶归化,法雨久润。他的禅法受到了当地道俗的迎接,很快便誉满二河。更为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当时坐镇并部的秦王杨俊的支持,受请住锡太原蒙山的开化寺,成为名重一时的大禅师。他的不得已的西游获得出乎意外的巨大成功,使他真正成为名振四方的一派宗主。也许因为秦王俊的推荐,他又在仁寿年间受请入京传化,住在文帝为追荐献后亡灵而建的大禅定寺中,使其达到平生荣誉的巅峰。但他本人并不习惯于这种养在金笼的生活,不久便被终南山龙池寺的和尚请去传法了,最后卒于山寺。

慧瓒本人的禅律并重、住行安闲的禅法思惟固然重要,也获得了当时社会各方的肯定,但他最大的供献还不在此,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成为净土宗和三阶教两大批派的渊源所在。

慧瓒学生颇多,个中最著名的是志超,就连道宣也曾从之受教,但志超匡赞之德乃跨先谟,弘训之规有沦其绪,虽然化行广大,私度千人,然则训诫不足,身后寂寞,未有继其志者,乃至身亡道丧,法脉不永。然而慧瓒的法统并未是以拒却,主枝虽止,旁枝纵横,由其学生道绰开出了净土一脉,由其学生信行创立了三阶一教。

净土崇奉由来已久,但旧传多为弥勒净土,北魏昙鸾从学于菩提流支,受《观无量寿经》,始传弥陀净土。然而昙鸾虽被推为净土宗初祖,也是一世而止,未有显嗣。后来道绰继其绝学,住其旧居,使净土一门发扬光大,为后世推为净土二祖。道绰,俗姓卫,并州汶水人,十四削发,宗师经诰,着重《涅槃》,晚事瓒禅师,修涉空理,亟沾徽绩  禀服神味,弥绩岁时,后承鸾师净土之业,居其旧居之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口唱念,道俗争赴。

一般认为,道绰净土之学源自昙鸾,与慧瓒无涉。此说颇有其故,道绰本人著《净土论》二卷,远追龙树天亲,近及僧鸾慧远,似未言至其师慧瓒,而《慧瓒传》中亦未言及念之事。然而,仅此亦未足说明慧瓒一系与净土全无关系。慧瓒一系以禅法为主,而念亦为禅观之法,虽不及心法之微妙,然对于初学下根,亦不失入道之一途,是故禅宗不废念,及忍、如、大通之世,则窍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名,令净心(《传法宝记》)。《续高僧传昙韵传》云慧瓒学生昙韵每年于春秋二时,依名法,冬夏正业,则减食坐禅 若坐昏闷,即起礼。由此可知,称名念未必是道绰的独创,也许是慧瓒一门的宗风。僧传又云慧瓒传窍门生志超日别分功,礼五百,禅结四时,身诫众侣,足见此门入道多途,非但坐禅慧悟,亦行念

弥陀净土虽始自昙鸾,然继踵者道绰与之并无师承关系,且昙鸾所倡照样传统的禅定念,并非后世盛行的称名念,念名法当源自慧瓒一系,道绰昙韵皆传此法,道绰之后又有善导,善导之后又有怀感,法脉绵延,传灯一向。是故慧瓒实为净土之渊源。

慧瓒非但为净土之渊源,亦与三阶教有莫大关系。僧传云沙弥信行,重斯正业,从受十戒。瓒不许之,乃归瓒之学生明胤禅师,遵崇行法,晚还邺相,方立部众,此信行当为创立三阶教的信行。据汤用彤师长教师之说,信行生于梁大同六年(540),卒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寿五十五,魏州人。信行于相州法藏寺受具足戒,唱三阶法。开皇七年相州知事奏闻,九年奉召入京。如斯则信行见慧瓒之时必定在开皇之初,慧瓒离开赵州之前。慧瓒离开赵州的时间不详,但依据史传,秦王俊作镇并部始于隋开皇七年,其受请住锡开化寺只能在此之后。信行见慧瓒之时虽为沙弥,但已年过四十,或其与慧瓒一样,壮室削发,或因战乱鼎革,迟未受戒。他尊重慧瓒之德,从之受沙弥戒,慧瓒却不加认可,颇为可怪。或许慧瓒已经预知其后日之独见异行,或许已察觉其成见在胸,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思惟已经定型,何况是信行这样的富有见识和才智的人,总之慧瓒将其拒之门外,但信行并未泄气,其志不改,又扈从慧瓒的学生明胤学法,不变初衷,慧瓒也只好默许了。也许信行从明胤禅师受了具足戒,其后回到邺相,建立部众。僧传唯云信行后来于相州法藏寺舍具足戒,未言他于此寺受具足戒,汤师长教师道其于此寺受戒,或另有所据。据情理而言,既然信行欲从慧瓒继受具足戒而不得,其归明胤仍然意在受戒,一个四十多岁的老沙弥,如同多年未进年的老童生一样,日子是不大好过的。信行受戒较迟确为史实,僧传去其后来声誉雀起,信受者无不禀为父师之礼,未拘之以法岁,说明他委实削发较迟,法腊不长。

三阶教法似与慧瓒所传迥异其趣,这也许是慧瓒对信行不予认可的原因之一。但推源溯流,信行确实接收了慧瓒所传的梵衲行法,只是更将其推至极端而已。汤用彤师长教师所谓三阶教者,盖对于所谓末法时人而普设之苦行也,实得其旨。 汤师长教师又云:三阶教与唐初净土宗均唱末法之说,而净土宗人又为批驳三阶教最烈者也(《隋唐教史稿》191页注一)。三阶教非但与净土宗同唱末法之说,而且又有同源共祖之谊,为何又如斯相左呢?

南北朝末期及乎隋唐,周武灭法,战乱几回再三,生灵涂炭,教凋零,是故末法思惟普行于世,并非一家一派所独具。末法恶世,根钝福薄,这是两派合营的思惟基本,在这种情况时,应当提倡简略单纯可行的成窍门,这也是两派合营的主张。然则在选择什么样的简略单纯窍门方面,两派产生了根本的不合。一派主张应该选择称名念的方法,以此取代理深行难的禅定念,经由过程经久的称诵名,达到往生西方净土的目的,从而出离乱世苦海,超升极乐世界,这事实上走的是一条最简单的避苦求乐之道,斯为净土之教。

另一派则与之不合,认为当世是处在第三阶的五浊恶世,众生根性下劣,有如生时即盲,不辨众色,是以应行普法,不堕爱憎。一个普字是三阶教法的关键,普认众生皆住倒置,对于诸菩萨普示礼敬,普行舍财立无尽藏,对于所遇塔影普示礼敬周施礼拜,不论时节普行梵衲苦行等等。这种普法并非等同于教的平等无二、无念无别之义,而是认定末世众生皆如生盲,没有任何的分辨能力,强加分辨只能是错上加错,毫无意义,是以三阶教选择的是绕塔礼、乞食苦行这种简略单纯窍门,以求种下世之善因。

是以净土宗选择的是一种避苦求乐之道,想经由过程念出离恶世,达至乐土,而三阶教选择的是以苦为乐之道,试图经由过程苦行消除业报、自苦行道,为下世植下善根。净土宗选择的是回避,是借助他力往生他处;三阶教选择的是承担,是普为苦行自苦自净。同为易简窍门,一是借力行简,一是无择而简。同出一源,一方持续的是念得果,一方持续的是礼梵衲。故双方同源而不合趣,同根而不合枝。同根而生,自然相煎最急,是故净土攻三阶最力。

同出一源,而净土愈来愈盛,三阶风行不久,即遭禁止,命运亦自信异。这主如果因为虽然同称末法,净土给人带来的是愿望,是彼岸的幸福的幻影,而三阶却教人忍耐,让人忍受现实的苦楚,众生依其天性自然多会选择幸福的彼岸。更为重要的是,净土的美好的愿望冲淡了末法的阴影,也淡化了对现实的批评,而三阶教则相反,其勤苦自励加倍衬托出现实社会的阴郁,愈加注解众生确其实五浊恶世,而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把自己统治时期说成乱世恶世的,三阶教被禁,除了其教法行止有些出格,如信行的自舍具足以任苦役、无论道俗一概礼拜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凸起了现实的阴郁和魔难。

慧瓒一系法脉分殊,影响颇巨,道闻远流,化及后世,然而时日已久,德音罕闻,灵山不改,圣迹难寻,抚今追昔,良足以悲!今抛转引玉,但愿时贤大德多加留意,以使对对五台教和禅净诸宗颇有影响的慧瓒一系有更多的研究。

作者简介:徐文明,男,1965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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