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环境下如何信仰修行?听听明贤法师咋说

2015-07-23 汉传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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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场宗教复兴运动也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兴起。查理周刊事件、ISIS迅猛扩张、清华北大高材生出家,宗教因素显然已成为热点新闻背后亟需正视的存在。现代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惑。当前中国社会究竟需不需要信仰?佛教能为现代生活提供怎样的灵性资源?经共识网授权,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今日转载明贤法师专访的上半部分。

明贤法师

嘉宾简介:明贤法师,北海禅院、石观音寺住持。禅门“一花五叶”(法眼、沩仰、临济、云门、曹洞五家法脉)传人。中华文化促进会佛教中心副主仼、禅林学社总干事长。2006年作为大陆佛教代表,与台湾慧在法师一起重走了“玄奘西行路”。2013年率先撰文抗议龚琳娜戏谑佛教,形成很大社会反响。“法海事件”也因此成为汉传佛教界公开维权的起点和应对舆论危机的典范。

出家与孝道不相违背

王淇:现在社会上普遍对出家误解很深,一有新闻说哪位大学生出家了,很多人会觉得是特别可惜的事情。应怎么看待出家?出家与孝道相违背吗?

明贤法师:不相违背。孔子说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是不同于养的。如果只供给衣食,这仅仅是养;真正的孝是要讲“敬”,关注父母的感受。这方面可能出家人会更出色些。举个例子来讲,空巢老人的感受,跟子女出家了的老人差不多,都是子女不在身边。可是有时空巢老人子女回家也不能花心思陪老人,也让老人失望。出家人虽然不在身边,但也可以每年抽几天假期回家完全陪老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养。

90年代初还没有人敢于面对信仰

王淇:法师自己的出家因缘是怎样的?当时究竟为何要出家?

明贤法师:我出生时正值文革中后期,那是个宗教信仰遭到严重破坏的年代。1982年,国家恢复了宗教政策,信仰佛教者仍然很稀少。我对佛教有着天生的感情和兴趣,从小坚持吃素,经常一个人打坐,并想尽办法瞒过家人也要修行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对佛教的信仰已由吃斋、坐禅发展到了非出家不可。尤其在阅读了诸位高僧的著作后,发现理想的佛教与现实存在差距,于是一种愿望油然而生: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佛教不完善,我才应该出家。

但是那个时代,社会上对佛教的误解和偏见很深,还没有人敢面对正式的信仰,没有人敢公开宣称自己信佛。我母亲很反对我出家,但其实她也不了解佛教到底有多好或者多么不好,只是承受不了邻里议论的压力。她知道如果我出家了,很多人肯定会在旁边说,这肯定是家里做了什么缺德事,孩子才会去信佛,走这种封建迷信的道路。其实这不公平,个人承担了历史的压力,普通百姓对佛教和出家人的不了解甚至误解全发泄到她头上去了。

虽然表面上因为社会压力、因为接受不了各方面的误解,但事实上父母还是帮助了我出家这个决定。当然我也做出了让他们不得不同意的努力。我试图逃跑,第一次逃跑被他们给抓回去了,那时十八岁。抓回去之后,就把我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每天让弟弟送一顿饭。我刚好也借这个机会闭关,在里面抄写佛经,做功课,打坐,过得很充实。终于又寻找到机会逃跑,这次成功了。我直接逃到江西云居山真如寺。

因为此前曾经抄写憨山大师的传记,特别仰慕,就下定决心要出家。后来因为特殊的因缘求了一套《虚云老和尚全集》,我用了很长时间细嚼慢咽读完,便认为出家一定要去云居山找虚云老和尚。其实我把年代弄错了,他是59年圆寂的,我以为他一直都在。所以到云居山的时候到处询问虚老和尚在哪里,所有人都不知道,最后遇到一位居士,他提醒说老和尚已圆寂很多年了,现在都是他的徒孙在做方丈了。

我当时也有几分失望,但还是想,毕竟是虚云老和尚的道场,可以留下。出家的决定,最初确实有一点心酸,因为这代表我放弃了以前的一切,有没有下一步是不好说的。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前程在哪里,有没有道场、法师愿意接收,这些都是问题。

当然,自己清楚,这就是选择,这一“勇气”受到考验,再正常不过。

中国社会伦理形成了一种封禁,禅门棒喝打破封禁

王淇:好像促使您下决心剃度的是弥光长老讲的一个禅宗公案?

明贤法师:是的。那时候我才十八岁,虽然逃了出来,但关于父母与孝道的潜在影响像一张无形大网,使我无法挣脱网格上的任何一道缰绳。幸运的是,我在禅堂中数次听弥老讲到“推父落水,逼母改嫁”的公案,终于豁然开朗。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公案对我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并不是说真的要把父亲推下水淹死,逼着母亲到另外一个家庭去,给自己让开路。它真正的作用是让我产生对于出离心的勇气。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对于佛法普遍的社会认同,家庭伦理的封锁不可能让你把出家的决定合理化。如果要去出家,你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好像自己就是违背公理、十恶不赦的人。

但师父的这个公案打消了这方面的顾虑。这是对于伦理的一种“忌惮思维”,非常可怕,社会上大多数人停留在这种忌惮里,没有办法展开自己生活的另一面。

王淇:打破对于伦理的忌惮不等于说就不遵循伦理吧?忌惮和敬畏的界限在哪里?

明贤法师:当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打破规矩,另成方圆。禅宗不可能鼓励我们去杀人放火,去杀父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它非常高效地解决了问题。禅宗的“恶辣钳锤”就表现在这里!如果还留在这忌惮思维上,刚好一棒子把忌惮的部分打掉。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按照道理过生活,他们都是退守到一定的伦理防线之外,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为了维护自己的伦理形象进而保证安全性。

推父下海、逼母改嫁的公案,没有躲到不惹非议的安全线下,如果拿到社会上去会引起争议。哪有孩子为了出家去杀掉父母的?公案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中国的社会伦理形成了一条封禁线,封锁了人的思维活性——你不光事实上不能杀(父母),连想都不能想(出家)。儒家伦理教条的模式已经严肃到了这个程度。公案实际上起到了击碎这种严肃封锁线的作用。

我那时候才十八岁,不能像现在这样清楚伦理环境对于人思维的绝对封锁的残酷。但公案确实点到了这个问题,确实把我的结给打开了,所以才有勇气下决心出离这个家庭。其实一个青年人想冲破这种伦理封锁,单靠自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出家是为了做对时代和大众真正有贡献的贤圣僧

明贤法师:那时候,我们四五十青年人去云居山出家做沙弥,一问全都是逃跑出来的。而且大家都拥有不一般的志向,为什么?因为本身他是做了非凡的努力才冲出来的。在这样努力下获得的出家机会,他不会浪费一天。大家通过各种苦行方式锤炼自己的道业,三步一拜朝山的,日中一食的,住在山里边十年二十年不出来的等等。这种努力绝对不是冲着去做一个庸俗的普通人的目标,而是要超凡入圣,要做对于时代和大众真正有贡献的贤圣僧!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做这种人。

现在想想,我师父真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人,他看得透啊!他已经上百岁了,直接讲个故事就把问题解决了。如果用现在这种语言方式进行解读,不知要费多少力气。

王淇:如果您遇到一个想出家的人,您会怎么做?

明贤法师:曾经有人来问我,说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出家,出了家有种种好处和问题,但是不出家也有很多坏处和好处。他已经犹豫好几年了,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可以不用再犹豫了,你是出不了家的。因为凡是要出家的人,对出家这个“决定”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只有条件方面的允许不允许,只有如何去打破困境赢得出家的条件,只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纠结利弊还成为问题,这不是出家人的思维,这样是出不了家的。

对于要出家的人,如果是男众,我会了解他对于出家这件事情的志向到底有多么高远。如果没有很高远的志向,我会劝他不要出家。寺院不是逃避压力的地方。有的人考虑还更庸俗,可寺院不是养饭桶的地方啊。一定是有做人天师表的资质和理想,才有可能待在寺院,越往后去越是这样。

如果是女众呢,我会更加慎重地提醒她考虑清楚。因为女众如果做出离的决定只有一次机会。不要把出家这件终身只有一次机会的事情当成了一个儿戏般的抉择。

敬畏不同的文化土壤,不要盲目移植异域文化中的信仰

明贤法师:如果要去藏地出家,我也会劝他慎重一些,是不是也要学一些汉传佛教的常识,否则,在藏地待不久,回来以后你要面临要到汉传佛教的道场去生活的问题。你完全不了解汉传佛教是什么,或者说只有对于汉传佛教的不理解甚至误解,将来怎么到这个地方去生活呢?

如果要到海外去剃度,我也会劝,面临的文化土壤不同,国内受教育长大的人可能更适合在国内某个道场剃度。土壤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就像荣格所谈的心理学方面的土壤问题一样,大地表层的土壤一定是不同的,沙漠有沙土,东北有黑土,黄土高原有黄土,表层土壤这种差异是决定性的,你无法忽略。红柳能在干旱的沙漠地带长得很好,你把它移到南方去栽植,长江中下游的土壤虽然营养丰富、水草丰足,但红柳不会适应,在南方不到一个星期就会死掉。

信仰也有一个关乎文化的基础土壤的限制,没有办法把外来的信仰强行移植到某个地方。如果遭遇习惯的不适应,所移植的文化很快会死亡,会枯竭。进行宗教演变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当年利玛窦和汤若望到中国来传教,那是一个时代的全情投入,才使基督教在中国有了一些发展。

我们到其他文化土壤上进行信仰方面的参学,也有同样的问题。参学一定要关注土壤的不同特性,必须要有敬畏心理,要尊重,而不是轻易拿过来就用,甚至拿过来就打。往往轻易进行“转移”最后就“被转移”,被动接受失败,这种案例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出家这件事情可能同样也要考虑土壤问题。去一个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熏染的道场完成理想,可能更贴切。

无常因果的终极保障

王淇:尼泊尔大地震后,您写了一篇文章说地震也是无常的一个示现。那无常和因果是不是矛盾的?有因有果就必定是常,无常就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明贤法师:无常和因果不光没有矛盾,相反无常还是因果的终极保障。一旦不发生无常,因产生了以后,果怎么可能发生?不无常了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杯子,它只要是做成了,就永恒地不会坏,人长大了以后永恒地不会老,花开了以后永恒地不会谢。从心理层面上来说,这可能是我们期待的——留住美好的环境,但是从社会事物的进化过程来看,这就是一个灾难。活一亿岁也不死,人能不能受得了,子女会不会受得了。有一个物件过一百万年也还是这样,社会没有任何新鲜的进化成果出现。长了一根头发,长出来以后它就是这样的了,你也没有办法处理它。当杯子摔也摔不碎、头发剪也剪不断、地板永远走不脏、花摘也摘不掉的时候,我们生活的余地在哪里?人的创造力被逼到一个非常狭窄的角落里面去。人已经不需要新生活和新感受的时候,人能过下去吗?

四时的风光不同,一朵花开后能凋谢,所以能激发很多人的诗情才艺,自古以来不晓得出了多少智慧成果。所以因和果的实现一定要有一个前提的保障机制,这就是无常。

无常是不停地要变化,所以在变化当中让因果相互可以推动。因果是事物的必然规律,无常是它的终极保障。无常使得我们这个世间维持了一个充满因果规律的常态。这是一个让人能接受的常态。太阳照样升起是无常的帮助,我们第二天烦恼的化去是无常的帮助,我们从愤怒中苏醒,从绝望中站立,这都是因为无常的帮助。所以无常是维持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让因果被尊重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保护伞。所以它们之间不光不冲突,还是相互成全的关系。无常是因果的终极保障。

烦恼的根源在于——过分依赖有为,一无为就不放心

王淇:在现实生活中,哪怕我们知道一出生都是会死的,过完一天就少一天,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人不会按可能性来规划生活,而是按概率性来算。比如我今天出门被车撞到的机会有多大。这个概率其实很小,所以也不太把无常、死亡当回事。您怎么看?

明贤法师: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时人的一个心态——对于有为的主动过分依赖,对于无为的接纳过分不放心。这是烦恼生起的核心原因。如果计算后果,发现出门被车撞死的概率不大,那么我就可以不管什么因果不因果。有这种想法,完全是因为人以为在有为的主动中才有安全感。

相反,你无为,去接受规律、接受无常,好像反倒是有失落感。抓不住一个实物的东西,就觉得不放心,没有安全感。我不能过无为而治的日子,一定要主动地去努力,去创造,去算几率,去量化。把一切都进行量化,事实上是“有为的主动”的产物。对“有为的主动”过分依赖,所以才事事需要量化。算算几率,可能性更大就往里面投入。事实上你可以不投入,可以不做这些“有为的主动”的工作,但是人是接受不了的。

竞争意识把人裹挟到社会的巨大发展潜流中,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回头,不知道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当另外的存在方式被彻底否决,人们只能向前冲,就像胡适写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奋勇向前”。

事实上还是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从河边退回来的,也许人需要的没有那么多,也许竞争不是最必要的,也许挣很多钱不是自己唯一的诉求,也许不做业界老大、做做老二仍可以过。

对于有为的主动过分依赖,对于无为的放下过分不放心,这是多数人在竞争环境中起烦恼的主因。但是,人心粗大到已经发现不了问题了。

用白骨观对治贪,慈悲观对治嗔

粽子:针对调伏烦恼,佛经上讲到“止观”,到底什么叫止?什么叫观?

明贤法师:人心好比眼前这支蜡烛。如果窗户都开着,外面的风可以吹进来,烛火就会飘忽不定,这就是不能“止”。“止”是什么呢?关掉窗户!风再强势,也进不来。火焰就不再飘动。

粽子:怎么把这个窗户关掉呢?

明贤法师:所谓八万四千法门,佛教有很多种关掉窗户的方法。调心是其中的一种。比如说,地铁上你跟别人吵架,嗔恨心起来了,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可能是用慈悲观。你可以把眼前吵架的这个对象观想成自己的亲人或好友,这样你的嗔心就会迅速调回来,这个风就止住了。

如果是因为贪而产生的不止,比如说大街上走路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异性,烦恼被拨动起来,这时候要想把它迅速地止下来,最为有效的方法是九想观和白骨观。九想观是观想一个人身体渐渐腐烂的九个过程:青、肿、坏、血、脓、蛆、散、骨、烧。白骨观就是直接的观人身如白骨。这些方法可以让自己的邪欲迅速停息,得到止的力量。

上面这些问题是有具体对治的方法,还有一种可以通用的方法,就是无常观。简单一点说,就是“任何好的事情都会过去,任何不好的事情也会过去。”任何贪嗔痴将来都是要离开的,任何令你愤怒悲伤的事情总会过去,所以放下吧,这样想想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虚云老和尚提倡,参禅用功的前提就是要放下万缘。用放下的力量去解决问题。

粽子:您生活中烦恼多吗?

明贤法师:相对少,但是有时候也会有。除夕时看到有个网站把一些陈年老谣收集起来,炒作出家人逛车展跟车模合影等等,一下子数百万点击。我们一条一条查对,发现全都是谣言,但是严重败坏佛教形象。我当时生气了,社会人士这样不负责任地对待僧人不公平。但是没有法律法规可以劝阻和制止他们,只能发发评论、写写文章。等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就观察生气这个情绪,发现完全捕捉不到生气的对象。这时候,我的怒气已经没有了,反而化作了一个具体行动——写出文章《当虚拟开始规定现实》。

不断打破自我的“我”是谁?

王淇:佛教讲“破我执”,修行很多时候是为了打破和摧毁自我。但这个不断打破自我的“我”又是谁?有没有这个主体?

明贤法师:过去一句祖师的话“破城还是旧主人”,就是讲这个道理的。是谁一直在打破这个我执呢?

其实,佛教教义的核心在无我,这是跟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佛陀圆寂之后两三百年,佛教发展出二十个部派。当时的法师上台讲法,一定要先表态“无我”,不然你是没资格说法的。

《中观论》里有个比喻,我执如同芭蕉,剥掉一层还有一层更细的我执。层层剥落,最后发现里面啥都没有,这就是无我。为了达到无我,往往是用里面的芭蕉来破外面的芭蕉。外面是假借的无我,里面是真实的无我。那假借的无我是不是就没有价值?不是的。假借的无我是逐层立功,越细越往里功劳越大,越粗越往外功劳越小。能够认识到“我执可怕需要破除”,这虽然也是一种我执,但是比坚持“自我正确”的我执已经进步了很多。所以是可以利用里层破外层,利用内贼破外贼。破到最后,你再来归因,会发现其实没有贼。

王淇:摧毁自我的过程非常容易嗔恨自己,这怎么办?

明贤法师:起嗔恨心的原因是你用了一个粗的我执去破一个粗的过错。更细的无我不是对自己有气,而是理性平静的。当粗浅的我在横行的时候,要破除它,一定要用相对精细的主动性,才会有效率。

王淇: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想去掉骄慢。用粗的无我就是自责说骄慢是不对的,用精细的无我是怎样?

明贤法师:用精细的无我就是平静地审查你的骄慢。你会发现骄慢实际上是几种概念混合起来的。只是个空壳,没有实体。等你把这种概念化的特质一看穿,骄慢的自我感就没有了。

打坐不只为调心,更为破二元分别

粽子:您对打坐怎么看?

明贤法师:打坐可以分成专门修行和平时调心两种。

如果是为了平时调心去打坐,确实可以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缓解都市病、消除烦闷情绪,使心性调柔,我们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继续回到社会中。

不过,为了专门修行的打坐才是更本质更核心的。调心只是打坐自然产生的作用而已,更核心的部分是要从调心渐渐进入到深层次、高水平的禅的境界。比如,在低层次的时候我们会划很多的边界。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环境和心没有关系,你和我没有关系。可是到了高层次的禅修境界中,大自然会和所谓的我统合起来,平时觉得特别冲突的事物也会统合起来,比如水与火、黑与白、多与一。

中国人是讲求分明的,似乎很难接受二元一体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很难接受黑和白同时存在。你看近代以来的人性观念,似乎只要确定了你是好人就不可能再坏了,你是一个伟大的楷模干错件把小事我们都是容忍不了的,甚至于文革期间有红卫兵接受不了伟大领袖要上厕所、解放初期有禅和子受不了虚云老和尚禅修两支香之间去小净。但如果禅修的境界到了相对高水准,这种二元对立就调和了。印度哲学有这个特点,你要接受黑里同时存在白,一里就有多。它们是天生的不二论,在世间的哲学系统里面就有。中国只有到了禅宗才普遍强调这个,也可以说禅修能很迅速地提升人的哲理思维能力。

王淇:可《道德经》里也有说“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这是不是也超越了二元?

明贤法师:对。刚刚说的是当前中国普通人的二元思维。而古来圣人是相通的。虽然释道的圣人阶位不同,来去不同,但共同的是这种高水平主张领域的融通。这也是所谓圣者不同于凡人的地方。也是我在《中观见与道德经》里要把般若的中观见跟《道德经》放在一起来谈的原因。这样就使得我们学习的佛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领域迅速落地,我们也便容易获得受用。

粽子:您经常打坐吗?每天大概打坐多长时间?

明贤法师:我每天都打坐。不过时间不定,有时候事务特别多,打坐的时间就短。好在已经养成了习惯。其实我出家之前就喜欢打坐。初、高中的时候带着上百号人通宵达旦地打坐。

入手的办法可以多种多样

粽子:也有说法称,打坐不好解决腿的问题,还是念佛要紧。您怎么看?

明贤法师:入手的办法可以多种多样。从念佛入手获取一心不乱,使自己的身心境界体会到外和内的融合、一和多的融合、黑白的融合。这样的受用产生之后,腿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王淇:不一定通过练,有受用了就能解决腿的问题吗?

明贤法师:对,有受用了就会解决。真正有受用,腿只会越变越好,身体越来越调柔,不会越来越糟糕的。但是不是真的有受用,不是说了就算,而是要经得起检验。

禅修不要追求感应

粽子:有些人打坐两三年,身体感觉变化不大;但是有些人打坐两三个月马上就体验到变化了。这是怎么回事?

明贤法师:自我感觉变化不大,并不代表身体根本没变化。打坐的变化有两种,一种是一打坐好像就有很多感应,每次都有不同的进境;还有一种是不管怎么打坐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两种情况人数都比较多。

就我个人看来,后一种完全没有受用的情况,可能反倒是禅修状态中更好的。因为禅修不是为了找感觉。

禅修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更要负责任的是宿世无始以来的各种恶业力,要在禅修的过程当中让心离于境而不被业迁,积累更多清净因,使自己未来的人生更好。

前一个情况是有些人的确一开始打坐就感应不断,有各种令人兴奋的话题出现。我觉得真正的修行用功不见得需要话题和新感受,因为这些不同于平时生活的自我体验很有可能都是在吃老本,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宿世都是修行人,由现前打坐的因缘,使过去生中禅修的经验迅速涌现出来。这些其实跟我们今世的努力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说没有任何感受的这种情况反倒是好的,因为真正的修行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寂寞的,没有任何回馈。长夜漫漫中只有你寂静守候,没有任何力量前来安慰。

如果你只能接受佛光注照、神耀灵怡的状况,接受不了长夜静守、毫无进境的情况,那你打坐的初衷有点小问题。因为修行不是追求感应,希望在生活里寻找奇迹这个心态是不够健康的。真正的奇迹不在外境而在内心,是我们有感恩,有慈悲,烦恼被化解,心变得稳实不再起伏不定。这才是修行要追求的。

如何让精神集中不掉举?

粽子:我打坐也是想让自己心静。但是怎么解决掉举的问题(一会儿想到这儿、一会儿想到那儿)?如果不掉举好像就会陷入昏沉困倦?

明贤法师:心有三个主要的状态,一是贪,就是对于顺境充满执著;二是反过来对于逆境太认真太执著,这是嗔;三是痴,痴是对于所执著的对境的无知。

掉举时想的内容基本上在贪、嗔、痴烦恼的某一方面。这时,诸葛亮的话最好用,“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与宁静会让我们从掉举里迅速回调回来。

掉举是我们面对浮躁的社会现象时被整个大环境催发的心理律动。它不可能被强行压制下来,而是需要假以时日让自己坐下来观察。你看着你的念头,但是对于所想的事并不马上行动和回应。任凭它生灭,你只管坐在那里看着。时间渐渐久了,就会发现自己得到一种力量可以控制掉举,使之归顺,最先开始可以让它只发生在某一小范围内,到后来掉举的问题就能顺利解决。

粽子:这件事放下了,另一件事就蹦出来了。这怎么办?

明贤法师:这也不见得是坏事。《楞严经》里有一个比喻,说有一间屋子。没有阳光的时候,看不到屋子里有什么灰尘。当太阳升起,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里。就发现这一束光照耀的部分,有灰尘在跳跃。

打坐时发现自己不停地产生妄念,这并不说明没有打坐的时候妄念就少。只是说明先的妄念我们照不见,我们甚至无法觉知它,反而是打坐以后觉知到它。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进展。所以这已经是进步,值得继续下去。发现问题就标示在转好。

粽子:那用什么方法把房间里的灰尘它静下来吗?

明贤法师:不需要人为挥动扫帚去扫荡灰尘,静观就好。当太阳越升越高,光柱会越来越大,光照会越来越强。这时候灰尘好像更多了,但是很快光就会照满整个屋子,灰尘就会很迅速地停下来。这时候的禅境已经不一般了。不光是念头不乱起,整个人都会彻底改变。

调呼吸就是调念头

明贤法师: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禅修观念,念头就是呼吸。八万四千法门,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是调心,一类是调息。调息事实上就是调念头,调念头事实上同步在调呼吸。打个比方,有个人一见面就抽你一巴掌,你生气了,这时候你的呼吸是不是加强了,会喘粗气?你看念头和呼吸是同时被激发的。不管哪一类烦恼,都是念头越强烈,呼吸也越急促。所以说,气息就是念头。

我们可以用这个指标来观察禅修的进展,只要呼吸慢慢变得安稳平静,就说明你的念头也越来越清净。这是一个经验。

王淇:也就是说行住坐卧中都可以留意自己的呼吸?

明贤法师:完全可以,留意呼吸是修行,留意念头也是修行。不管是谁,可以不出家,也可以不信佛法,但人人都需要修行。因为烦恼不分国界,烦恼不分古今,烦恼不分教内教外,烦恼也不分高低贵贱。修行能给人安宁和寂静的快乐,这样生活就有希望了。人最怕的是被现实耗干,丧失了希望和勇气。

我始终觉得,不管是专业禅修还是普通打坐,都有立竿见影的成果。就像健身一样,只要去做,就一定对身体有不同程度的改良。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它既有在宏大教观体系方面的全面观照,又有在生活细节方面的提点功能。宏观上面,中国文化本身尚简、务实,这两个特质都由禅宗兼备。所谓“不立文字”就是打碎所有的教法体系,不管是有多么重要,一旦形成了思想包袱,就一定要打碎。不是包袱而是推动力的时候,就不用打碎。微观上讲,禅对于普通人的生活有非常现实的观照,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打坐,这个道理管你信佛不信佛都可以来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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