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佛法的《一灭惑论》（上）

刘勰的《灭惑论》作于齐代。僧佑于齐末为自己所编的八种佛教著作作一总序，有云“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系指《弘明集》而言。《灭惑论》收在第五卷之末。所谓“灭惑”，即灭除、批判攻汗佛教的逛惑之说。相传汉末有牟子《理惑》，颇为南朝人所重视，刘宋明帝时勃命陆澄撰《法论》，即收人该文，《弘明集》也将它载于卷首。约在刘姆同时或稍前，又有玄光法师《辩惑论》，《弘明集》收于卷五，列刘勰《灭惑论》之前。它们都是护法之作。刘勰的论文题为《灭惑》，当然是受到它们的影响。

《灭惑论》为驳斥某道士的《三破论》而作。其序云:“或造《三破论》者，义证庸近，辞体鄙拙。……委巷陋说，诚不足辨。又恐野听将谓信然，聊择其可采，略标雅致。”《三破论》的作者究竟是谁，难以确考。今本《弘明集》于刘勰《灭惑论》之后，还载有释僧顺的《释三破论》，其题下有注，云《三破论》乃道士假托张融所作。张融(444-497)，官至司徒左长史，水明中作《门律》，自称家世奉佛，又认为佛、道二教同源。他逝世时，遗令人硷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三破沦》攻击佛教，为何要托名于张融，令人费解。宋释德硅《北山录注解随函》则称《三破论》为道士顾欢作。顾欢乃宋、齐问人，曾作《夷夏论》，意在偏袒道教。德硅说《三破论》亦顾欢作，不知有何根据。下面先简述佛、道二教关系，以供了解刘勰写作《灭惑论》的历史背景。佛教传入中国，一般认为是在东汉初年。而在秦汉方士神仙之说的基础上，依托附会《老子》之言而形成的道教，它的萌芽、生长，也正当佛法初来之时(道教的产生在东汉末年)。以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二教并存，都获得了很大发展，而有时也有矛盾斗争。

佛教初人中华，是被当作一种道术看待的。比如汉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明帝之弟)，既“喜黄老学”，又“为浮屠斋戒祭祀”，“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所谓“黄老学”，即黄老道术，亦即神仙家之流。又如桓帝时襄楷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或言老子人夷狄为浮屠。浮屠……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掸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襄楷本是术士一流，曾献上后来成为道教经典的《太平经》。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将浮屠(佛教)与黄老(道术)视同一物的。所谓浮屠“贵尚无为”、“守一”，都是用《老子》中的话头去理解佛教。牟子《理惑》更描绘佛的形象云:“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简直就像秦汉方士所描摹的神仙人物。总之，初期的中国佛教，可说与神仙家道术相通。而此种道术，正是后来道教形成的基础。

汉魏之际，佛经译出稍多，佛教才渐渐脱离了方士神仙之术。佛学哲理，内容新鲜，形式精致，富于思辨性，颇为士大夫所喜好。但魏晋人士是把佛理看作与老庄玄学差不多的东西的。他们用玄学的眼光去解释、发挥佛家哲理，形成了一种佛教玄学。谈论佛理，则成为清谈风气中的一个部分。至于佛教信仰，也被统治者所接受，并且与道教并行发展。如东晋孝武帝司马耀及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均崇尚佛教，敬奉僧尼，以至于到了尼僧弄权、败坏朝纲的地步。而他们兄弟二人又均与道教关系密切。晋宋之际的官僚、著名诗人谢灵运，幼时被家人送到钱塘道士杜明师处寄养，以求护佑，至十五岁方回建康。而他本人又崇信佛教，与高僧慧远情交笃厚，并对竺道生的顿悟之义有所发挥。又如沈约，信佛甚笃，作有阐扬佛教的文章多篇。而其家族累世敬奉道教;沈约本人病重之时，也仍请道士奏赤章于上帝。此类兼崇二教的例子不胜枚举。梁武帝萧衍，初时信奉道教，后来宣言放弃道教信仰而一心坂依佛教，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崇佛的皇帝。但他仍说释、儒、道三教同源，老子、周公、孔子是如来弟子。对著名道士、茅山教派的著名人物陶弘景，他也还是很尊重的。而陶弘景也曾往部县(今属浙江宁波)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此举或许有迎合武帝的动机在内。他临终遗令着道士的冠巾法服，却又以大架装覆襄，蒙盖头足，道人(指沙门)、道士并在门内，夜则燃灯，昼则香火。这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南朝道、佛二教的调和、兼容。

当然，佛教毕竟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观念，不可能没有矛盾。比如沙门出家不娶妻，在中国人看来，便是弃亲不孝、断绝后嗣的恶行。道教则是本土的宗教，故二教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今存最早的道教经典《太平经》斥责“大可憎恶”之人，有“不孝弃其亲”、“捐妻子”、“无后世”等语，应就是针对佛徒而言。二教都企图尽可能地取得统治者的支持和赢得更多的信徒，故发生论辩以至冲突在所不免，或争其地位之高下，或攻汗对方之弊害。有王浮者，据传是西晋道士，乃披拾汉以来旧闻，作《老子化胡经》，云释迎乃老子化身;老子因西土民俗强梁不驯，故出关行道以教化之。佛徒同样也伪造经典，说佛派遣三弟子往中国施行教化，即孔丘、颜回、老子三人。此类伪说，都是意在为本教争地位;说对方出于己方，其地位自然在己方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却也反映了释、老、濡三教会同的思想。南北朝时释、道二教仍有斗争。北朝甚至发生魏太武帝崇信道教而诛杀沙门、毁坏经像的暴力事件，南朝则纯以笔舌论辩。

在南朝的释、道争辩中，道士顾欢作《夷夏论》引起论争，便是一个著名的事件。《夷夏论》作于刘宋时。该论认为，“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二教本源相同。老子、释迎，均为圣人，而其教化形迹，则有所不同。道教宜于中国，佛教宜于西戎，不可互换。其说虽会同二教，其实扬道抑佛。其立论根据，在于所谓夷夏之辨。认为西戎无礼教，风俗丑恶，佛教乃“绝恶之学”、“破恶之方”。而“华风本善”，故佛教不宜于中国。道教则是“兴善之术”。按其说当是据《化胡经》等“胡人刚而无礼”之说推衍而来。汉代传说，本认为印度人不杀伐，性弱畏战;至西晋以后，方有不少诬蔑其风俗的说法。顾欢此论既出，司徒袁粲等均作论予以驳斥。其中朱广之(钱塘人，为临川王常侍)《洛顾欢夷夏论》说:难道华人纯善、戎人本恶?西土亦有仁惠慈悲之人，中国亦有凶恶暴虐之徒。至于风俗不同，岂止中西有异，即使中国本土，齐俗亦不同于鲁风。他还针对顾欢讥讽西土人民语言为“虫灌鸟脂”而斥之，说若汉语流人彼国，岂不也将受“虫喧之尤、鸟耻之消”?朱氏意在袒护佛教，而对顾欢夷夏之辨的狭隘思想予以驳斥，颇为有力。当时朱昭之《与顾欢书难夷夏论》也有类似看法，说“推检性情，华夷一捞”。这些看法，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产生的有识之言，其意义超出了宗教间的争论。以上介绍了佛教传入之后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刘勰写作《灭惑论》的背景材料。